1918年8月，年轻的毛泽东和20位同龄人一道从湖南长沙启程奔赴北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然后转乘火车到达北京。此前，已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杨昌济，写信给毛泽东等人谈了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等问题，新民学会研究讨论了杨昌济的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已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虽然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如意，但这也并未影响毛泽东成为成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为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没有工作，身无分文，前途迷茫。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尤其是冬天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也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从未经历过的北方严寒。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一些钱。 为了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毛泽东专门去请求杨教授相助。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于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得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等等。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毛泽东每天按部就班地来到北大图书馆上班，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但他的大眼睛从不放过能够看得到的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在当时北大的各个场合里，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很低微，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大学者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竟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竟然拒绝回答。但是，毛泽东还是像往常那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也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自己却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了。 1919年4月6日，时年26岁的毛泽东结束了在北京的“京漂”生活，取道上海回到了湖南长沙。
